昌乐骨刻文早于甲骨文1000年
 相当于尧舜禹时期的文字











  昌乐骨刻文和关中地区的早期文字都属于距今4000年-45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两地都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初期。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炎帝、蚩尤和他们的继承人尧、舜、禹等都大体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这些地区。他们分属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集团。两个地区文字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西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问题的争论,从文明起源的时间和产生文明的主要内容方面作了实实在在的诠释。
昌乐骨刻文字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制作上和殷墟甲骨文类似。兽甲骨上所刻的“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二者应具有某种传承关系,是解释中国汉字起源的新依据。 这些符号都属于阴线刻,笔画婉转曲折,刻画纤细,多为弧笔和曲笔,呈现出螃蟹状、草虫状和鸟状等形态。 4年前在中国东部山东省昌乐县集中出土的100多块兽甲骨上所刻的600多个符号,结构和布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应为距今约4500年的中国早期文字。2004年,昌乐县一民间收藏爱好者肖广德在昌乐县袁家庄古遗址上采集陶器标本时发现,当地农民在施工挖掘时,丢弃了许多亚化石状远古兽骨,经过清理,可见上面有许多刻划痕迹明显的图案符号。
  肖广德先是拣拾,后是高价收购,共收集刻有文字符号的甲骨100多片及2块玉残片,共有600多个图画文字。这些文字有的刻在骨片面上,有的刻在骨腔内,有的刻在骨臼头上。
  山东省甲骨文学会李来付认为,与商周甲骨文比较,昌乐骨刻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二者应当具有某种传承关系。
刘凤君教授的定论:(摘自刘凤君《昌乐骨刻文发现与研究》)
1、这些字很明显是人工刻划的,造型讲究而完美,多数是弧线构成……根本不是虫蛀和草根腐蚀的。
2、我之所以肯定这些骨头上刻的是一种文字,其主要根据有四点:
一、这批刻划的字符很多,应该是一种文字记事现象;
二、这些刻划多数像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图像符号,“书画同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解释;
三、这些刻划符号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寻,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说明它们已在一定的地区内被普遍认可和广泛重复使用;
四、近年来在昌乐县周围的邹平、桓台、寿光、临淄等地,以及江苏高邮龙虬庄和西安花楼子等地都已发现过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文字,遗憾的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3)这些骨头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还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
4)推断其年代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根据:
一、根据同出典型器的年代和刻字骨头的石化程度;
二、这批文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与商代安阳甲骨文之间;
三、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佩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的文字,和同时期的良诸文化玉器微线雕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这批骨刻文刻划技法和字的造型特点均和西安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骨头上的刻字同类;
五、考虑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这地区生存时间较长,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渐南移;
六、这批骨刻文主要出土地昌乐袁家庄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七、这批刻字是用石质工具硬石刻划的,与安阳甲骨文和桓台史家岳石文化甲骨文用金属刀刻的迥然不同。
经过综合分析,认为这批字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它和安阳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没有占卜痕迹,是一批记事文字。
5)这是继安阳甲骨文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应把它作为中国的一件文化大事来做。
6)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这些字如果和商周甲骨文、金文相比,商周甲骨、金文的字体结构和造型规律以象形、会意和指事“之书”为主,表现的主要是物象符号,虽还有绘画艺术给人民的形象韵致,但它已和同源的画分道较远。多数字虽仍以物象天性为型,但多是总其形、概其身,变为神会意通的象征符号了。
7)由多个形象符号组成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

甲骨文(图左)与骨刻文(图右)龙字对比
昌乐骨刻文”命名始末
   2005年春,我认为骨刻文是中国早期文字。2007年7月看到昌乐肖广德收藏的骨刻文后,我称东夷甲骨文。2008年7月昌乐县政协出资支持我研究这一工作。李正洪副主席等领导专门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取名“昌乐甲骨文”,我表示同意。当时我和昌乐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刘兴国签订了《昌乐甲骨文研究项目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了三点:
   1.把这种文字称为“昌乐甲骨文”。
   2.昌乐政协“负责提供昌乐甲骨文研究项目所需甲骨实物及费用,‘我’负责组织整个整理、鉴定及研究所需有关事宜。”
   3.昌乐政协“ 负责提供论证会、鉴定会和新闻发布会的场地并协调组织有关会务。‘我’负责邀请有关专家、媒体单位等。”
   2008年7月30日,我邀请王宇信教授和张光明教授等专家前往昌乐观看座谈骨刻文。在座谈会上,我和其他专家都认为:这批文字与安阳占卜的甲骨文不同,是一批纪事骨刻,它主要出土在昌乐袁家庄及其附近的寿光县纪台遗址,应称为“昌乐骨刻文字”。当时,昌乐县政协李正洪副主席请王宇信题写“昌乐骨刻文字”。2008年11月,我征得一些专家的同意,改为“昌乐骨刻文”,并作为书名出版。
  一只小鸟悠闲地栖息在桑枝上,享受着落日余晖,这是山东昌乐出土的一块古代兽骨上的图景。近日经考古专家研究,这是早期人类部落东夷族大事记的一种文字符号。
  这块长17厘米,直径2.7厘米至5.5厘米的远古动物残胫骨是在昌乐已发现的100余块骨刻文中的一块2004年,山东昌乐县民间收藏爱好者肖广德在袁家庄古遗址上采集陶器标本时,偶然发现许多刻有图案符号的亚化石状远古兽骨,经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鉴定,这批带“字”骨头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物,距今4500年左右,是东夷文化时期的记事文字。2008年,刘凤君邀请北京及山东的考古专家就这些骨刻符号进行了研讨,认定这些兽骨上所刻的“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明显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定名为“昌乐骨刻文”。

 

“昌乐骨刻文”发现“鸟栖图”记事文字 

 山东昌乐骨刻文

  “比安阳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2008年7月30日,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邀请中国社科院王宇信教授、省甲骨文国际交流中心李来付教授等5位专家,聚首山东昌乐。吸引他们前来的,是一批出土于此地的刻字骨头。
  这场专家研讨会的发起者刘凤君,是这批刻字骨头的发现者和鉴定者。他认为,骨片上的文字是比安阳甲骨文更早的一种原始文字。研讨会上,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和深入讨论,这个鉴定意见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这意味着,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历史可能从此改写。
  “这批刻字的骨头,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刘凤君说,“和安阳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它没有占卜的痕迹,是一批记事文字。”
  在研讨会上,这批骨头上的文字有了正式的命名——“昌乐骨刻文”。
  三年前擦肩而过
  8月底,在刘凤君的办公室里,他向记者讲述了昌乐骨刻文发现的传奇过程。刘凤君和昌乐骨刻文结缘,可以追溯到三年前。
  刘凤君本人是国内美术考古学学科的创办人。2002年,他鉴定了济南四门塔丢失的阿閦佛佛头像,并将佛头像从台湾接回大陆,引起社会轰动。不少人慕名而来,带着文物古玩等稀罕物件儿,请他进行鉴定。
  2005年,济南的一位朋友拿给刘凤君一枚小小的骨片。这枚骨片边长约3至5厘米,上面有一些不确定的神秘痕迹。
  “这些痕迹是刻画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骨片上的痕迹是古人刻画的,年代应该在商代以前。”刘凤君当时作出判断。这枚骨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由于没有更多证据,这条线索中断了。
  与此同时,昌乐文物收藏爱好者肖广德正在收集更多此类骨片。这枚骨片正是从肖广德手里辗转来到刘凤君面前。2006年至2007年间,肖广德向潍坊、济南和北京等地的专家多方求证,探索骨片上神秘痕迹的成因。
  山芋沟里翻出的“宝贝”
  2007年5、6月份,肖广德和刘凤君取得了直接联系。在此之前,对于肖广德手中骨片上痕迹的成因,有专家认为是虫蛀造成,也有专家认为是草根腐蚀。
  2007年7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刘凤君在南郊宾馆参加山东书画家峰会,正在挥笔写字时,被从昌乐赶来的肖广德叫到了一楼大厅。
  “肖广德背着一只布包,热汗未消,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包来。当时他一共带了七块骨头。”刘凤君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骨头拿出来一看,我就为之震惊了。”
  据肖广德介绍,这批骨片是在昌乐县袁家庄的农田里发现的。当地老百姓翻地、挖山芋沟时,翻出了大型牛肩胛骨。最初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农具,带回家一洗,发现上面有刻画的痕迹。他从当地的老百姓手中,收集了近百块这样的骨片。
  刘凤君一眼认出,这些骨片和两年前看到的那枚小骨片属于同一批文物。
  舌头一舔,感知年代
  鉴定骨质物品的年代,需要观察骨头的石化程度。刘凤君说,经验丰富的考古学者有个窍门,用舌头舔一下,就能感知其石化程度——石化程度越严重,表面越粘舌头。昌乐县袁家庄是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所在地,刘凤君认定,这些骨头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物品。
  当时,刘凤君正在从事“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调查研究课题,对于金文和甲骨文等早期文字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古文字的考古发现实践,他也都随时予以关注。
  面前骨片上的痕迹,为什么不是虫蛀,也不是草根腐蚀?刘凤君认为:“虫蛀的痕迹是一个圆点接一个圆点,线条既不流畅也不均匀;草根腐蚀的痕迹是浮在表面,线条既没有规律,也没有深度。当时所看到骨片上的痕迹,明显是人工刻画的线条。”
  刘凤君曾多次对昌乐县袁家庄遗址进行考察,他推断:如果真是从古文化遗址上收集来的,它应当就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
  “还有一个可能需要排除,就是会不会是后人刻的?”研究美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多年的刘凤君判断,凭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模式,造不出骨片上的符号。当捕捉到古老文化的信号时,刘凤君承认自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老祖宗的东西落到了你面前,你不可能绕开。”面对这几枚骨头,刘凤君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降临在自己面前。

 

 
100多块刻字的骨头
  此前,在邹平县丁公遗址,以及桓台和江苏高邮等地的考古发现中,也有同时期文字的零星发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基于自己对龙山文化时期文字的研究积累,刘凤君意识到,这批刻字骨片将为中国古文字的研究,提供重要而直接的线索依据。
  2007年7月下旬,刘凤君自己开车到了昌乐。走进肖广德家门时,他再次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100多块刻字的骨头摆在桌上,其中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还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整整一下午,刘凤君都在观察分析这些刻字的骨头。“仔细一看,从骨质的石化程度、刻画痕迹的老化程度,以及刻画刀锋的运作来看,可以断定不是现代的痕迹,而是古人的作品。”
  同时,刘凤君还仔细观察了和这些骨头同时出土的骨耜、骨刀、骨锥以及磨光黑陶片和鬼脸鼎足等,这都是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典型器物或残件。
  当时,刘凤君就宣布:这批刻字的骨头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
  刘凤君解释,支撑这个鉴定结果的依据有三:一,刻字骨头的石化程度,以及同出典型器物的年代;二,这批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与商代安阳甲骨文之间,特别是这些字有一些近似微刻,这和同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线雕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大象在这一地区生存时间较长,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渐南移,有刻字的象骨,说明文字的出现在商代之前。
  “暗访”,以及现场发现
  7月30日,当地媒体对刘凤君的鉴定进行了公布,消息一经披露,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谈起这个发现过程,刘凤君喜悦之情洋溢,“对我而言,这一直是梦一般的追求。”为了更确凿地论证这个重大发现,刘凤君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自己去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群的东夷文化中心,就在今昌乐、寿光一代。
  除此之外,他还悄悄联系了自己在昌乐当地工作的学生,请他们进行“暗访”。
  “暗访”的对象是昌乐县袁家庄村民。问题包括:村里有没有挖出过一些骨头;有没有一个长相像肖广德的人,到村里收过骨头;附近有没有人从事往骨头片上刻字的活计。
  令刘凤君感到高兴的是,反馈的答案与肖广德的描述相互印证。刘凤君自己还驾车跑了10000多公里路,在周围县市调查,也没有发现附近一带有往骨头上刻字的文化氛围。
  同时,刘凤君拿着刻字骨片的照片、录像,向相关学者介绍基本情况,听取意见。
  “是有不少反对意见。有的人认为,这部分刻字骨片的发现,不是经过严格的考古发掘程序得来的,而是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缺乏考古的地层依据。”刘凤君说。
  “干考古工作,只有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地干。一旦认定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绝不可能绕开它、忽视它、否认它,只能认认真真地对待它,仔仔细细地分析它,实实在在地解决它。”
  在今年夏天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刘凤君和肖广德一起走在袁家庄的一片农田上,意外地拾获了一块刻字骨片。刘凤君表示,这个亲身经历的现场发现,坚定了他对骨刻文字研究的信心。
  身价飞涨的骨片
  在昌乐县政府以及社会人士的协助下,刘凤君与当地政府签订了“昌乐古文字研究协议书”,古文字的专业研究由山大美术考古研究所统筹负责,并对现存的骨片进行了编号。今年7月份的专家研讨会结束后,更多媒体开始关注这一发现。
  由此,社会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应。到袁家庄收购刻字骨片的人多了起来,当地掀起了一股收藏热。据肖广德回忆,最初他收骨片时,价格非常便宜,有时甚至不花钱,以生活用品交换即可获得。如今人们了解到这些骨片的潜在价值,骨片身价一夜飞涨,价格不菲。
  而刘凤君所面临的研究工作仍然是繁重的。目前,他正在编著《昌乐骨刻文》一书,希望在今年内能够完成。
  “古人通过这些文字,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目前谁都不敢说。”刘凤君表示,接下来文字破译的工作,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他希望通过书的出版,把100件昌乐骨刻文的照片公之于众,供全社会共同研究和探讨。刘凤君在昌乐县袁家庄遗址考古现场。

    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在本报前段时间一篇关于昌乐骨刻文的报道中(见本报10月28日五版《考古专家:昌乐骨刻文早于甲骨文》),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对此有了新说法。根据他和国内相关专家的鉴定,基本推断出在山东昌乐发现的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大大向前推进,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作为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鉴定者,刘凤君正全力进行着对这批文物的解码和破译工作。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透过昌乐骨刻文带给我们哪些信息呢?
  文字可能由蓝宝石刻划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均属阴线刻。在放大镜下,能够清楚地辨认出它是用硬实工具刻划成的。笔画的两侧硬石工具刻划骨头时出现的凹凸边沿自然明显。“有的骨头清洗干净后,阴线底部硬划的痕迹清晰可见。”刘凤君指着一块洗干净的骨头对记者说。
  观看桓台史家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的刻辞卜骨,可清楚地看出是用金属刀采用左右两斜刀刻成,笔画的两侧平整利索,与安阳甲骨文所用工具一样,应是使用比较锋利的青铜刀。“昌乐骨刻文所用的硬石工具可能采用的是昌乐盛产的蓝宝石。”刘凤君初步推断。据当地群众介绍,昌乐蓝宝石在没有被大量开采之前,俯拾皆是。特别是一种长约5厘米的蓝宝石,可加工成细长锋利的刻划工具。
  昌乐骨刻文刻划得精细流畅,十分娴熟,尤其是它的微刻艺术,令人叹绝。有的字长宽仅0.15—0.2厘米,要靠放大镜才能观察清楚,但都刻划得清楚可辨,流畅有力,可与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媲美。“昌乐骨刻文高超的刻划技法也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可能已经有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和纪事的‘书法家’了。”刘凤君同时推测,“这些书法家在当时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刻字的章法布局自由舒适
  记者发现,一块骨头上多数仅刻或残存1到5个字,刻6到10个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个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极少。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由舒适型。据刘凤君介绍,这种文字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他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型;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成行的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
  “昌乐骨刻文字的尺寸和造型差距很大,有的是用弧线组成的动物和人物形象,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植物和动物形象,还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符号。”刘凤君指着面前桌子上的几块骨头介绍道,它们有的面积较大,约在7.5厘米×6.5厘米至2.5厘米×2.1厘米之间,大多是2厘米×1.5厘米,还有一些属微刻艺术。“根据初步观察分析,如果是在一个组合字群里,大字与小字可能有着内在联系和区别意义。”刘凤君说。
  “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
  “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仔细观察和分析昌乐骨刻文,只能用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对其做出解释和说明。它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一部分是简笔画或形象符号,另一部分是根据一定的“指事”要求,由多个简笔画或多个形象符号组合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或“画”出来的“字”。所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及天覆地载等楷书和行书的理想造字与书写概念在这里得不到充分的解释,而绘画的一些线描基础技法则可以在多数字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关于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和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昌乐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通过对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的研究,刘凤君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明显,昌乐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多数字的书写刻划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先刻划出主要部分或中间核心部分,如昌骨1的龙字,其造型是先刻划头部,再刻划身体躯干,最后补上腿和爪子等部位(图一),在这里,动物的形象得到了理想的浓缩和概括。其二,大多数字都有一个主要线条,这条线可能是一次刻成,也可能是连续几刀刻成,然后根据需要,在其主要线条周围补刻物象所需要的其他部分线条。这样的字不但造型生动,且主次分明,协调有序。
  骨片上龙凤二字可能是“中华第一”
  昌乐骨刻文多数是一种线描简笔画,另一部分则是指事、会意、形象符号。早期的字,也可以视为画,“书画本来同”是中国字的早期表现形式。“所以,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应是昌乐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刘凤君总结道。
  对于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刘凤君解释说,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艺术中的符号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仰韶文化的人形陶壶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等,也都是人和鸟、猪或狗等形象的再创作艺术。昌乐骨刻文将这一传统表现得很突出。当现代人看到这批文字时,首先会被像人、像动物的形象所吸引(图二)。但这些刻划并不是对自然界动物的直接摹写,而是根据需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象进行归纳、概括和一系列的简化处理,有的甚至进行局部放大和缩小,也有的要进行移植或重新组合处理,创作出一个象形的审美物象。这正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突出特点,和绘画有着很接近的创作思维。
  “关于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可以看一下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彩绘的鹳鱼石斧图(图三),”刘凤君解释说,鹳图腾的部落,挥舞着石斧战胜了鱼图腾部落,鹳显得趾高气扬,鹳嘴中的鱼则奄奄一息,旁边竖着武力的象征——捆在木柄上的石斧。仔细分析昌乐骨刻文,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关系,很多都是典型的指事组合象征性文字。昌骨7(图四),看起来像一个字,实际上是一个以鸟为主,下部附衬其他物象的指事组合象征字。通过这些“鸟”字和这些“人”字分析,可以看出昌乐骨刻文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影响很大。
  而关于龙凤文化与凤字的多样性,刘凤君解释说,龙凤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一个领域。史前龙文化的典型艺术作品,当首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驭龙图。龙长近两米,昂首长颈,舒身扬尾,折出三停,人骑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作驾驭状,和其他的虎、鹿等大型摆塑放在一起,它传达给我们的启示是生前崇拜龙图腾的墓主人驭龙升天的精神追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昌乐骨刻文的‘龙’字较少,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特别是图一更酷似‘龙’字。”刘凤君说,“这个骨片上的‘龙’,很可能是中国第一‘龙’字。
  而与“龙”字甚少形成对比的是,昌乐骨刻文中“凤纹”样的字很多,在70多件骨刻文中,有10个以上甚至是更多的“凤”字。“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昌乐骨刻文的大量“凤”字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
  作为东夷族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凤”纹较多并不为奇。因为东夷族是崇拜鸟图腾的民族,在东夷族里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非常普遍。仔细观察,很容易看出昌乐骨刻文的“凤”字不但字形有大小的区别,而且也有繁简的不同。除了因刻划时间不同导致的一些差别外, 可能也反映出一些实质内容的不同。
  据专家解释,这些“凤”字很可能是各部落的族徽,他们之间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并随时记下这些交往情况,最简捷的记载方式就是把对方的族徽记下来。刘凤君认为,“凤”字出现各种差别,应是各部落族徽不同的原因。这种不同可能说明了部落之间的地位不同。昌乐骨刻文的“凤”字,大气磅礴,精美绝伦,堪称“中华第一凤”(图五)。可见,东夷文化的龙凤艺术已发展到很高水平,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西部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以东夷龙凤文化为主,融汇成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艺术。

  刘凤君认为,这不是一幅简单的绘画,而是有特殊意义的象征性组合字群。东夷族是崇拜凤鸟的民族,“昌乐骨刻文”中有关凤和鸟的文字很多,这幅字群中也有一种鸟的形象。纵观整体布局,记录的应是东夷族中一个部落在某特定场合内,进行的一次值得记载的活动,所以不应该称之为一幅画,而是记事文字。同时,这个文字不像今天这样规范,只有进行了综合研究,才能揭示当时记载的事实。
  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1928年首次在山东章丘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故此得名。龙山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其早期就有了石器、蚌器、陶器。陶器主要是黑陶,除平底外,还有圈足和三足,纹饰有绳纹、蓝纹、方格纹、弦纹等,还有镂孔。此外,龙山文化早期就已出现了卜骨。
  2008年12月,山东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风君出版《昌乐骨刻文》一书,充分肯定了龙山文化文字器物的存在,即把我国的殷商文化文字(甲骨文字)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为我们研究龙山文化文字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昌乐骨刻文是2004年春天,山东潍坊昌乐县收藏爱好者肖广德在昌乐袁家庄及其附近的寿光纪台等古文化遗址偶尔发现的。在此之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长安区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过骨刻龙山文字遗物。笔者于2005年考古秦直道时发现的两件龙山文化文字石器,可以说是陕西的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龙山文化文字,乃至陕西及西北龙山文化文字具有重要意义。
  一件为龙山文化“鸟型”石铲石器,长16.3厘米,宽8.9厘米,厚1.4厘米。正反面均刻有文字,其中三个文字为鸟型,即证实了龙山文化早期文字的特点。书画同源,或者说画为先,也就是说龙山文化文字产生之前是以画的形式出现的,以后逐步演变成文字。2009年元月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史说汉字》就讲明,一万年前我国甘肃、宁夏的贺兰山一带史前的岩画和七千年前的大麦地岩画就先于画的形式表现文字、文字画或图画文字,也就是说文字产生之前是先用图画表示出来的。
  “鸟型”石器上的文字为象形鸟文,系早期龙山文化文字,符合书画同源画为先的发展规律。龙山文化文字也是东夷文化,所谓的东夷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境内,早期为游牧氏族,即蚩尤氏族,逐鹿之战之后蚩尤兵败,其族一部归顺黄帝,一部融入炎黄部族。据《史记》记载:“五帝”除黄帝为中原的华夏部首领外,颛顼、帝喾、尧、舜帝均为东夷之人。故此,陕西旬邑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龙山文化文字器物也就不难解释了。
  另一件“石斧型”石器,长23厘米,宽10厘米,厚3厘米。器物上的文字虽然比较零乱、繁缛,但整体符合龙山文化文字的时代特征,应是象形文字向文字转变的中介过程,只稍后于“鸟型”龙山文化文字石器,即文字基本成型,与昌乐骨刻文同一时代。昌乐骨刻文共发现一百余片,在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昌乐袁家庄遗址的发现,确属罕见,且数量众多。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把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目,而旬邑龙山文化文字的发现更进一步证实了龙山文化的存在。
  这件“石斧型”龙山文化文字石器虽小,部分文字模糊不清,且受到水沁、土沁的侵蚀,但大部分文字还是清晰可见,同时水沁、土沁又起到了保护文字的作用。在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文字还有山东临淄皇城和寿光出土的龙山文化文字石镞(石器),这两件石器不同于石镞石器龙山文化文字石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应该是首次发现。作为石器最容易风化,经过四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仍未风化,存世量极少,可以称为孤品。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件龙山文化文字石器具有三重性,无论文字、图画,还是古人的日用石器,都集美、文字(文化)和器物于一身。作为特殊的龙山文化文字石器,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
  在发现“鸟型”文字石器和石斧文字石器的同时,笔者还发现了龙山文化的红土层,其旁边还有龙山文化的黑陶片、陶鬲残片等。2006年第三期文博考古杂志也肯定了此地确为龙山文化遗址。这两件龙山文化文字石器既肯定了陕西有龙山文化文字的存在,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发现的昌乐骨刻文比殷商甲骨文早一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