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当历史的记忆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希望有良知和头脑的人能够记下那段疯狂而荒唐的历史,以志后世。更加珍惜现在的社会现状。

千钧霹雳开新宇,
万里东风扫残云。

(这曾被误传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而陈明远却是它的真正的作者。)

文革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时期,从中央集权的上层到贩夫走卒的民间,无不受到极大的冲击。红卫兵明火执仗的、带有抢劫性质的抄家、准军事性质的疯狂武斗、大规模无序的串联、各种内部杂志及小报的互相谩骂与诋毁、诸种派系缠绕不清以及瓜分豆剖的利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基本上是不按以前的牌理出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
  文革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革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认为文革在1974年周恩来、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不过,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般都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来源请求]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负有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创研究?]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37]。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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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专家博客:卜伟华教授  

文革十年大事记【一】

文革十年大事记【二】

文革十年大事记【三】

文革十年大事记【四】

潍坊史志文革

昌潍“文化大革命”纪略

青州文化大革命

1970-1979年中国大事简表

文革文献

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
文聿:《中国“左”祸》
晓地:《“文革”之谜》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刘兴华、华章:《“文革”酷刑实录》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6)
冯骥才:《100个人的10年》
金石开:《文革死亡档案》
芭荼:《苍凉的回眸》
汉子:《中南海人物沉浮内幕》
[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
[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
[英]克莱尔·霖林沃丝《毛泽东及其反对者》
稣耶:《十年档案》
罗世荣、刘世永:《红卫兵祭》
秦晓鹰、马利:《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
乔伊、徐雅雅:《“联动”事件始末》
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
郭坦主编:《三代人对话录》
地久、致武:《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
林青山:《康生鼎盛时期的颤栗》
胡平:《血祭红土地》
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3)
燕帆:《大串连》
蓝石、白光、苏学文:天安门不相信眼泪

文革史料
文革名人(49人)
文革评论
文革图片

·“陈里宁事件”始末
·“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文革”中非正常去世人士
·7.20事件中的百万雄师
·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1967毛泽东南巡始末
·1970年的十三个犯人的死刑判决书
·1973:李震之死始末余
·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的受难者
·吵架
·陈毅在文革中的特殊演讲
·陈永贵为何反对解放邓小平
·大饥荒纪实
·高建中:你还记得梅花党的故事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
·林彪儿子林立果选妃纪实
·刘少奇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毛泽东同意立案审理刘少奇案的始末 “倒刘”狂潮的形成
·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
·聂元梓回忆录(口述)——“除隐患”始末
·三审王光美
·师红兵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天涯何处祭文革
·文革:“六十一人案”
·文革”中被破坏的珍贵文物清单
·文革美术大事记
·文革三十年祭
·文革十年中国教育大事录
·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我国经济大事记(全)
·文革时期罕见的两位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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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在文革期间的悲惨遭遇
·傅雷先生的绝命书
·关于「文革」的狂欢记忆
·毫无目的的残酷--文化大革命
·还清白于毛泽东
·纪念文革中被吃掉的广西人
·乱评“文化大革命”
·论文化革命:纪念文革发动四十周年
·毛泽东: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领袖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的稿费与邓小平的稿费
·毛泽东去世的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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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女演员因写大字报反对陪中央首长跳舞被处决
·宁心潮: 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
·浅论所谓「文化大革命」
·三个“文革”
·时代祭品全国唯一尚存的红卫兵墓群
·为毛泽东辩护:一篇难得的比较客观评价毛泽东的文章
·文革,我们是集体失忆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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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各大军区负责人任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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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文革中的绿瓦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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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前夜
·文化大革命祭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红卫兵
·我的“低种姓”生活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文革
·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516通知
·徐贲 群众和“人民文革”
·一份文革记实——宾阳大屠杀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标签:
·一些文革其间发生的主要事件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省思
·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十三个评价
·中国文化大革命反思
·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
·广西文革抽样调查
·文革武斗实录
·文革中北京大兴屠杀调查
·文化革命殉葬品关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次重大政治动乱。受其牵连的人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被宣布正式结束,但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将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看作是文革的终结。 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最独特也最倍受争议的一次群众运动,中国文革上是六十年代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新型革命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与这场运动,我们应当给予全面否定。

  从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到《“五一六”通知》发表,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中国渐渐转向一种官民皆言利或“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现实。这一悄无声息的大转变,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次重大政治动乱。受其牵连的人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平民百姓。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被宣布正式结束,但是绝大多数史学家将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看作是文革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官方在1981年正式否定,并认为毛泽东应为其负一定责任。
  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认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一些人则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试图夺取并巩固其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用来打击政敌。文革十年破坏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传统文化价值观被摧毁,一大批有经验的知识分子被批斗、否定,甚至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与肉体上的折磨。同时,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群众式民主的一种实践,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有力的。
  但是,今天依然有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利益受到损害的工人、农民等同情文化大革命,因为在文革中,工人、无产阶级被广泛尊重,而之后的改革开放则令许许多多工人“下岗”失业,贫富差距扩大。关于正面描述文革的代表作,可以参见古运河的《济宁地区文革传记》,以及著名作家高墨波在90年代写的文章,认为文革十年是中国城乡发展的黄金时期。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它割裂了中国的文化传承,使中国人至今无法形成属于自己民族的价值观。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与这场运动,我们应当给予全面否 定。

  非正常死亡
  目前广泛流传为3000万,但是在中国民间受到普遍质疑。200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1960年出生并健在的人口为1468万,这个数据比80年代公布的1960年出生人口1391万还要多77万。有人认为是80年代的数据是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的官员为发泄仇恨所捏造。非正常死亡的推测数据都起源于80年代公布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带有捏造的成分,那现在流传的非正常死亡数据无疑远离事实。
  大跃进
  大跃进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中共建国后主张「进一步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秩序」(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刘少奇等党内高层实权人物,采取了回避跟毛泽东激进路线正面对抗的方式,而是借用「大跃进」等口号的提出,从「左」的方面推波助澜地把毛的路线推向极端,比如刘少奇本人就曾公开要求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炼出的都是废铁,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尽力避免针对毛,而把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实力人物,并要求后者承担责任。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公开信在拥戴毛刘主流地位的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弹。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公开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右翼分析意见认为有很多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1]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没有出面主动承担「一线工作」领导责任,却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在此次会上,出现了政治上继续支持毛泽东与要求进一步追究领导失误责任的两种不同声音。刘的说法,被广泛解释为藉机向毛提出政治挑战的信号。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2]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的舆论准备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章,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另一种毛泽东像章,章上写着「为人民服务-毛泽东」。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林彪、江青等人开始逐渐获得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毛泽东指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之后经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另一方面,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学生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来源请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4日,刘少奇和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3]。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矛头直指刘少奇。会议中彭真、罗瑞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来源请求]。
  过程
  1966年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4]
  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又开会演说辩论,更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后来又开始抄家、攻击老权威、知识分子。一批守旧的老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并被杀害了。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来源请求]。
  几乎所有反对文革的学者都受到残酷对待。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着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以及作家老舍都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斗争中甚至有人陈尸街头。原先国家的几位重要领导人也被批斗,刘少奇、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刘少奇最终在监禁中死去)。彭德怀、贺龙等则被迫害致死(病死)。除此之外,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人还包括了桌球运动员容国团、电影演员上官云珠、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软禁的家中自杀)、国歌的作词者田汉、作家赵树理、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等人,而不知名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不确切的统计是40万,四人帮被捕后也有相当多的人自杀[来源请求])。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根据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传达,指示内容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光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5]
  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0月9日,林彪再度指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随后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受批斗。
  1967年
  1月3日,江青、林彪等人策划[来源请求]了「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王洪文等人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再度被「声讨」,而陈伯达、康生则开始对准第四号人物陶铸,一场全国的夺权行动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领导人被揪出来,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
  2月,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对当前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江青指责[来源请求]其为「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就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参阅六七暴动)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来源请求]。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1968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斗」刘少奇的海报(1968年10月)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停止武斗。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在同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一年后,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去世。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来源请求]。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参 1]
  林彪问题与九一三事件(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6]。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为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7]。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9]。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则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原创研究?],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10]。林彪阵营、四人帮、以及与以上两者没有关系的要员成三足鼎立的形势[来源请求]。林彪阵营尽管取得优势,但林彪却只是一个虚衔式的第一副主席,[原创研究?]并没有政治实权。[来源请求]
  1969年,因刘少奇逝世,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此时面临召开四届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11]。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12]。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13]。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14]。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15]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16]。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17]林彪仅表示附和[18]。
  有学者认为[19],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20]。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凯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21],「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22]。
  有学者认为[23],据中共承认[24],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25],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26] 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27]。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凯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28],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29])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印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30]。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31],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着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32],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33]。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谁?]所知道的是,在9月11日后,林彪本人不知去向,林彪集团中大部分成员在11日后也从未再公开露面,20多个高级军官则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来源请求]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和1976年也是十年文革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两年。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34]。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35]。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四人帮的兴衰(1971年-1976年)
  林彪死后,毛泽东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影响之下,邓小平被恢复工作。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不得不再度依靠周恩来和邓小平,但他却也无意将权力交给邓。和忠于毛泽东自己的左派势力比起来,毛泽东还是不太喜欢「右派」。[原创研究?]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时「批林批孔」后面本来还有「批周公」三字,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而周恩来有意提拔邓小平,似乎也是为加强周恩来派系在党内的地位。[来源请求]「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在四人帮与毛远新的曲解下,病重的毛泽东把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还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伏笔。同时并决定代总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治最高领导权归属不明,四人帮的行动慢慢与华国锋作对。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中共和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泽东的侍卫长汪东兴的支持下,策划政变,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而文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36]。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文革之后
  武汉大学老斋舍在文革时期的标语「无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见。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毛泽东晚年的卫士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来源请求],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而这也是后来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之一。[原创研究?]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37]。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因文革而死的人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杀身亡: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受迫害身亡: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
  连接》》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对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见上文)。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工农兵学员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
  以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决定大学入学资格的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知青大返城开启阶段才举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龄是最大的,录取率也是最低的。但其中大多成为之后中国新时代的精英。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科学工作者、艺术家、文学家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对西藏文化破坏
  西藏当时被认为是集四旧之大成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布达拉宫的居委会本来是要去破四旧的,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以这是国家财产的名义命令军队看守,布达拉宫这才逃过一劫,不过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而所谓的「牛鬼蛇神」,代表「旧西藏」的旧政府、旧庙宇、庄园主,自然成为文革的「三大领主」,成为要批判的对象。

作  者

作    品 作  者 作    品
何 蜀 《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 余 樵 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
江湖倦客 《毛时代、十年浩劫与怀旧者 白 磊 毫无目的的残酷——文革反思之三
谭天荣 新中国与文革 网 友 死亡是幸运的
齐全德 《文革为什么成为禁区?》 佚  名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若干重大冤假错案
黄李邱吴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旁观者 《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李 方 文革给我的是什么 卢周来 《文革七问》
宋永毅 《疯狂岁月中不寻常的“常识”》  张聂耳 《风云九一三》(节选)
丁  东 逢场作戏的悲哀 王兆军 林彪的最后岁月》(节选)
许子东 文革小说中的罪与罚 陈意新 从下放到下岗1968——1998
周泉缨 我心中的文革 金立鑫 文革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杨  健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上) 炎黄春秋 毛、刘分歧和文革的发动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下) 佚  名 文革的根源
丁  抒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中国青年 文革十年
徐友渔 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与出身论序 黄爱萍 论文革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强暴——读<牛棚杂忆>有感
力 雄 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 樊 星 文革情结——世纪末思想录之一
白   磊 音乐的暗伤 白  磊 狂热后的反思
辛 平 知青插队,中国惨痛的代价 徐友渔 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
刘 晨 依然广阔天地,今天大有作为 佚 名 是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专 题 二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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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董被破坏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着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84岁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存书,通通被烧成灰。
  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一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着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皆因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骯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亦不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取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数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当时亦被烧个一干二凈。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于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着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同时也部分的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变成了知识青年务农,对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对文革的正负两面评价
  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受此文件影响,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来源请求]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着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导后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虽然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有着非常惊人的变化,国民党推行的许多价值观已经被颠覆,但是对文革的负面评价完全没有被挑战;多数台湾人(不论蓝绿统独)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极为负面的观感。文革、红卫兵一直是台湾人拿来骂人的用语,因为文革被台湾蓝绿双方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恶毒的统治罪行,而且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灾难之一。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而所谓成就,有的是按低起点吹嘘的高增长[来源请求],有的本来就是将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绩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门峡水库[参 3]1952~1957年建成的宝成铁路、1959年发现并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庆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因文革的进行与外国关系陷于紧张(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外人员在外国宣扬文革并输出革命,还有与苏联的诸多紧张冲突,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问题最多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更降到冰点。
  正面评价
  但也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措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性质变质,而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有很多人,特别是不少中国农民,怀念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和有免费的赤脚医生医疗的生活;他们不满现在的医院收费过高、房价暴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甚至称「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为所谓的「新三座大山」。[4]很多人痛恨现在的党员官员大规模腐败,认为文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是真正动真格的反腐败。[5]有人认为,毛主席时代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和「下级批判上级、群众批判权威」等是真正的民主体现,相对于西方民主而称文革为「大民主」。[6]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时中国人全民族拥有信仰,充满斗志,不像现在这样迷茫困惑无助。在世界上的毛主义者,比如尼泊尔毛主义党,更认为「文革只有小过,无大错」,1978年以后的某些人则是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者」。[7][8] [9]
  文革期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飞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电晶体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10]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 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有人认为,与之后相比,「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分不多,几乎都是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年版。)[11][12]
  外交方面,从70年代初期起,出现了日本、德国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并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文艺相关
  文学
  《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另类文革故事》,加拿大诺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宪源为着名「新毛派」人士。这一声称全面客观公正反映「被主流掩盖扭曲」之文革历史真相的60万字历史长篇小说,例外受到了汪晖、黄纪苏、陈子明等中国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领袖」的一致好评。
  《天雠》厦门第八中学红卫兵凌耿着作 描述文革时福建实况及全中国年轻红卫兵串联至北京动人描述之纪实长篇小说 19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印制出版。
  《反修楼》冬冬等十数篇文革中短篇小说着作集 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
  《牛棚杂忆》季羡林着。
  《最后的贵族》章诒和着 写反右派、学者在文革时的种种 牛津大学出版
  电影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武训传》(1950年,孙瑜导演,孙瑜编剧,赵丹、黄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谢铁骊导演,柔石原着,谢铁骊编剧,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苦恋》(1980年,彭宁导演,白桦、彭宁编剧,刘文治、黄梅莹主演)
  《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石维坚主演)
  《牧马人》(1982年,谢晋导演,朱时茂主演)
  《芙蓉镇》(1986年,谢晋导演,阿城、谢晋编剧,刘晓庆、姜文主演)
  《霸王别姬》(1993年,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蓝风筝》(1993年,田壮壮导演,萧矛编剧,吕丽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临、郭宝昌、张丰毅主演)
  《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余华原着,芦苇编剧,葛优、巩俐主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姜文导演,王朔原着(《动物凶猛》),夏雨、宁静主演)
  《天浴》(1998年,陈冲导演,陈冲、严歌苓编剧,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卡玛、白杰明、高富贵导演)